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调查报告显示，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：案件数量及借贷数额大幅度上升、借贷主体复杂化、借款多用于生产经营、高利贷和虚假诉讼频发；此外，具体案件中还出现了大额现金交付增多、缺少交付凭证、关联证据少、借条中无利息约定等现象。对于这些新现象，法院应如何应对，值得探讨。

  首先，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的是，法院的职能具有有限性，上述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，并非法院通过审判工作就可以解决。现阶段，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非常有限，向银行贷款面临诸多困难，而同时民间又有大量资金缺少合理的投资渠道，银行利率又偏低，这样，在高利率的诱引之下，二者间的相互需要促进了民间高利借贷的迅速增长。与此相关的，以沟通借贷双方、谋取中间利率差为目的的地下钱庄也大量产生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根本的解决途径应在于国家相关经济产业政策的调整，以及刑事、行政责任的跟进。而法院民事审判只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，最大限度地彰显社会公平、实现个案正义。

  现行法下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则相对清晰，借款合同的效力、利率控制规则等方面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争议。对借贷合同效力可能有争议的案型，是在借款方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等罪的情况下，其与自然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。实践中，有些法院倾向于认定借款合同无效，认为借款人已构成了犯罪，合同不可能还有效。其实，在此类借贷合同纠纷中，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仅为借款人一方，认定合同无效并不有利于相应强制性规定之规范目的之实现，并且，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构成犯罪的借款人。故，综合考量之后，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第14条之规定，应认定合同有效。

  在法律规则基本明晰的背景下，民间借贷纠纷中，问题主要出现在事实认定上。证据的真实性存疑、关联证据的缺乏，使得证据认定陷入困境，所以，民间借贷纠纷的困难，不在于实体规则的缺失或不清晰，而在于事实认定上的困难。现实生活中，由于高利贷禁止规则的存在，高利贷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规避法律规定，确保不法利益的获取，借款人因迫于急需资金而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，包括在证据上无底线地让步，使自己陷入非常被动的处境，出借人则通过将利息写入本金、直接不写明利息、或通过虚假诉讼等手段，来事先将不法利益合法化。这些均为法院审判中事实的认定，带来严重困难。当事人密谋虚构的诉讼中，当事人会相互认可对方的事实主张，法院若想揭穿当事人的不法勾当，查明真实的法律关系，则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，而如果事实能够被查明，法律判断上则基本上没有争议。可见，当前民间借贷纠纷中，困难主要发生在事实认定层面。

  对此，案件事实查明上，一方面法院应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，晓以利害、言明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，引导当事人全面提供证据；另一方面也应根据需要，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，尽可能查明事实真相，为案件裁决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。此外，在具体事实判断方面，可根据不同情况，作出不同的认定。对于仅有借款凭证而没有款项交付凭证的，应责成出借人举证证明款项已经交付的事实，不能举证证明的，可认定款项没有交付；借贷合同订立和款项交付是两项不同的事实，出借人对自己主张的这两项事实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。对仅有款项交付凭证而没有借贷合意凭证的，同样应是由付款方举证证明款项支付背后的法律关系，根据证据来判断是否为借贷关系和利息的有无及数额；付款人无法证明付款背后的法律关系，收款人也无法证明自己享有保有款项之权利的，则可支持付款人款项返还之请求。对于大额借款的出借人主张已现金支付的，可责令其详细说明现金的来源、支付的时间、地点等情况，结合交易习惯、出借人抗辩、以及其他相关证据，来判断款项是否确已交付，借款人仅承认部分受领而出借人又无有力证据证明已全部支付的，则可认定借款人承认部分的款项已经交付。而对于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，则应及时通报、移送相关机关，通过刑事侦查程序查明真相，避免在错误的事实认定基础上作出错误的判决。